父亲和我与文化馆的不解之缘——邹平县韩店镇西王糖业公司 时佃书

  题记：一本书，让我结缘文化馆；一座文化馆，情系两代人。父亲和我，与文化馆的故事，正在继续……

（一）

  2015年，父亲外出串门时带回来一本杂志，轻轻地放在我的电脑桌上。他说这是县文化馆出版的一本杂志，文章不错，让我抽空读读，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投稿试试。当时，我正忙着在电脑上写东西，只瞥了一眼，也没当回事。毕竟，在这本杂志不远处，还摆放着几十本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散文》等知名杂志。

  某日有闲，突然想起父亲给我的那本杂志，便找出来浏览一番。没承想，这本刊名为《邹平群文》的杂志竟成了我和文化馆相识的红娘。杂志名字很普通，封面设计很朴素，便对文字有无可读性产生质疑。带着这样的情绪，我随便翻开一页去读。不知不觉，竟被文字吸引了进去。一本小小杂志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体裁均有涉猎，可谓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或许是家乡人写家乡事自带的那种亲切感吧，书中无论写史描人，还是状物言情，都引起了我强烈的心灵共鸣。这些可读可亲的文字，使我对家乡故里的前世今生、风土人情有了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，也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。

（发表在《邹平群文》上的第一篇稿件）

  为了一炮打响，我从熟悉的事物入手，根据自身经历，精心构思，反复修改，创作了散文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。稿件投送之后，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心情由开始的忐忑不安、焦急盼望，慢慢变为淡淡烟云。当我头脑中已忘却此事时，却在投稿几个月后，意外接到稿件被2015年《邹平群文》第四期录用的通知。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发表后，受到县作协副主席范廷伟老师的肯定，在他和文化馆编辑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创作热情高涨，相继又发表了《四月香椿来》《谷荻》《长寿花儿冬日开》等文章。

（《邹平群文》某期封面）

  于是领取样刊，领取稿费，和编辑老师沟通文学创作，成了我与文化馆联系的常态。由此也认识了县内许多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。文化馆平时免费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和培训，只要有机会我都积极参加。我不仅聆听过著名散文大家李登建先生的文学讲座，看过书法名家郭连贻、张延龙、王奎强等人的书法展，而且在文化馆领导的支持下，我和杨永、尚夏等老师还联合搞过水彩画展。当我的一幅幅水彩作品在文化馆大厅里展出时，自豪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其业余爱好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呢！每次想到这些，心里都是满满的感动，我知道是文化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平台，让我们尽情歌唱、尽情创作、尽情成长。

  俗话说，“一枝独秀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”。因受到文化馆恩泽，自己有了些许收获，带着一种独乐不如众乐的想法，我将《邹平群文》杂志推荐给公司爱好文学的同事们，并鼓励他们不怕失败，大胆投稿。在我的带动下，同事左丽宁、胡付营、王冬良等人迅速成长，成为《邹平群文》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。在此基础上，部分同事再接再厉，多篇文章还发表在省级刊物和“学习强国”上面。这些成绩的取得，对我们文学爱好者来说，是多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！

  因一本书，爱上文化馆;也因一本书，让我发现了父亲与文化馆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（二）

  《邹平群文》是父亲给我的最好礼物，它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。每当有新文章发表，我会把样刊第一时间送给他。七十多岁的人了，眼睛已经有些花。他坐在桌前，颤颤地打开眼镜盒，戴上镜子，从目录上一行行搜索我的名字。然后，左手大拇指沾下唾液，翻到我文章所在的页码，细细地读起来。他的神情很严肃，像在挑我文章的茬。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一侧，静等父亲对我文章的评价。可他每次看完都默不作声，只继续看他人的文章。我知道，他已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了。

  素来少言的父亲，每每看完样刊，不由感叹几声，又只言片语地说起以前的点点滴滴。从父亲的喃喃自语中，我才惊奇地发现，半个世纪前父亲就和文化馆相熟。原先的老文化馆在什么地方，搬过几次家，他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         （图为父亲参与文化馆建党95周年征文获奖作品）

  父亲说，那时文化馆没有什么杂志，只有街头文艺，在墙上张贴好人好事之类的报道。那时稿件全部是手写，专用的稿纸，镇上没有，父亲只能借辆自行车前往文化馆。来回五六十里的路程对现在来说，不值一提，但在半个世纪前，在道路坑坑洼洼、交通工具受限的情况下，骑车或步行，也是很耗费体力的。即便如此，父亲为了写稿件，每月也要往返县城三五次。去的次数多了，和文化馆的人员也熟悉了。至今父亲还记得高馆长，负责借书的孟凡静，录像的李老师，画画的张老师，至于馆员袁瑩、王红，因为他们负责审核稿件，父亲与他们更熟悉些。

  作为一名农村通讯员，父亲是颇感自豪的，对写稿件也是充满激情的。在干完农活之后，他常常走村串巷，寻找写作素材，每个月都要投稿十来篇。那时投稿，除了去县城拿稿纸顺便将稿件直接交到编辑手中外，大多数稿件都要通过信封邮寄。说到邮寄，父亲眼里闪出一丝光。他用手比划出“八”，说，平时的信件都是贴八分钱的邮票，而我们通讯员只需要三分钱就行。这时，他的手势已经由“八”，变成了“OK”。知道吧，通讯员的信封还有特殊的标记，信封有四个角，要割掉其中一个角的角尖，然后在割角处写上“稿件”二字方可，不然，邮资就不是三分，而成了八分。

  文化馆每年都会组织通讯员年会，让县内优秀的通讯员汇聚一堂，相互认识交流，共同学习进步。当时我们镇上，只有父亲一人有资格参加。有一年，因为通讯报道成绩突出，山东省广播电视台还给父亲发了个通讯员证，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。说到这些，父亲眼里的光更亮了，脸上的皱纹也笑开了花。说实话，我很少看到父亲这样开心地笑。回忆起文化馆的点滴，一定有什么触动了父亲的内心深处。

  上世纪70年代后，父亲因换了工作，加上结婚生子，生活的劳累渐渐消磨了父亲与文化馆的联系。这一断就是四五十年。但肯定的是，在与文化馆中断的几十年里，父亲一直留意着文化馆的变化发展，只不过他把这些关注、怀念，默默地、深深地藏在了心底。

  刹那间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给我《邹平群文》的原因。当他在朋友家无意看到文化馆出版的杂志时，内心一定是激动和欣慰的。刻在骨子里对文化馆的眷恋，见到与之相关的事物，都会感到无比的亲切。而父亲将杂志交给我，深层次的含义是否将他对文化馆的那份深沉的爱恋传承于我，希望我爱上读书、写作，爱上文化馆，把他未完成的梦想，替他走完？

  我感觉到肩上担负的责任和重量了，但我不能退缩，只会挺胸昂头，一步步往前走。因为，不光我一个人在努力，父亲的目光也一直盯着我前行的方向……